【国药维新沙龙】创新药企争鸣:如何打造国际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日期:2022-12-28
海外开发也有难点,特别是在美国市场,对照的标准治疗在变。如果你的竞争对手把top-line result(统计学结果)一宣布,这个药还没批下来,医生已经开始开处方了,那就非常困难。
还有一个问题,在中国入组很快,在国外入组很慢,价值上最后就没办法算了,太慢的话,即便开发出来,也已经是比较落后的治疗方式了,还间接影响了中国申报上市的时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是每个项目一开始就拿出去,一定要相信能做出差异化,否则就是浪费。
瞿依贤:百济之后是不是倾向于自己做,不用CRO?
吴晓滨:这就像刚才连山总说的,自建团队还是用CRO,要看你的产品管线丰富到什么程度。
现在百济的临床前队伍已经将近1000人,专注于肿瘤,在全球也是最大的临床前团队之一了;临床开发团队有2600多人。我们现在的产品比较多、国际化试验多,所以这个时候自建团队做临床试验,效率、成本、时间都有一定的优越性。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条件:你的产品必须多。像百济,2024年以后,我们预计每一年将有10款临床前候选物被推进临床,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就值得自己建立一个团队。
当然了,有些事情我们自己做不到的,还是要用CRO来做。
瞿依贤:在国际多中心临床这块,精鼎对中国的创新药企有什么建议?
李娅杰:国际多中心临床有很多难点,比如各国法规和伦理(中国遗传办)等要求存在不同,需要熟悉相应监管要求;熟悉不同国家/地区启动时间的差异,了解临床研究机构/病人分布,达到尽快入组;了解不同国家/地区和机构的质量;合理计划药监机构的咨询;供药问题;试验方案能否支持注册等等。
其实所有的企业都在面临这样的挑战——不管在全球任何地方,现在新药开发越来越是一个全球性的工作。比如肿瘤新药研发,药物来自世界各地,但也必须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因此我们必须要在药物开发的早期阶段就能够预想到将来如何布局开发计划,在目前和将来开展关键性临床试验的时候可用的疗法是处于什么样的格局、有什么样的可用疗法跟我们相竞争。还要能够保证其尽可能通过一个试验就满足全球各个监管方的要求。
国际多中心临床的难点还要考虑操作上如何在保证质量前提下最快入组。生物医药研发投入大、周期长,对于药企而言,如果在临床试验时出现任何问题造成时间和资金的浪费是无法承受的,选择合适的合作 CRO 伙伴往往能够事半功倍。
三、国际竞争力
瞿依贤:刚才几位都提到了差异化,研究者也倾向于接受有差异化的产品,但差异化并不等同于first-in-class,恒瑞和百济在研发上的取舍标准是什么?
张连山:从药物发现的角度来说,在临床前你只能看到这么多,如果你在临床前都感觉不到差异化的可能性,你也不会把它转移到临床去做。所以差异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拿钱砸出来的。每家公司的科学家都很聪明,你愿意投入钱,才有更多的差异化,这是非常简单的。如果你是全新的靶点,这个靶点是不是能解决现有靶点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风险也还是存在的。
我再打个简单的比方,TIGIT这个靶点,百济做得很全面,我们当时再做的话,做TIGIT这个单靶点就晚了一点,所以我们就做TIGIT/PVRIG双抗,这种是有差异化,机理上也说得通。大家也知道,像TIGIT也好,PVRIG也好,单药在临床上很难有效果,怎么在复杂的情况下,把差异化做出来,这里面有很多转化过程的投入。
吴晓滨: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做出来一定的差异化,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First-in-class肯定是有差异化的,但是没那么容易做,而且即使是first-in-class,又是不是真正给临床带来了价值?一定要在带来价值的基础上谈差异化,不是为了差异化而差异化。
我们的研发也是两条腿走路,第一条就是first-in-class,我们有一些具备潜力的产品在临床前,很快就会进入临床。还有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如果做出来best-in-class,也很有临床价值。
可以看一看,世界上前十大药物里有多少是真正的first-in-class,有多少是best-in-class。我经常举的例子,辉瑞的利普妥已经是同类第好几个,仍然做成了世界第一大药。艾伯维的阿达木单抗(修美乐),也不是first-in-class,也是三四个以后了。包括默沙东的K药,其实也在O药后面,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所以还是给临床带来价值最重要。
瞿依贤:你们理解的创新药企的国际竞争力是什么?它包含了哪些方面?
张连山:国际竞争力,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研发。国外的医生绝对是看数据竞争力的。另外还有一个是市场,因为并不是有一个好药就会有好的市场。
我认为大部分中国企业还是要有一个合作的心态,日本公司是怎么迈入国际市场的,它也是从跟成熟市场的跨国公司合作开始的,像吴总刚才说的,过程中打造自己的团队,你对这个疾病领域熟悉的话,那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
吴晓滨:研发的国际化肯定是先行一步;另外,商业化团队能不能国际化也很重要。在商业化上,我们采取的路径是在当地建团队,用当地的人才,这一点也很重要。国内的企业要是出海到美国,不要派太多人过去,因为当地的文化不一样。像我们在美国,就直接聘请有经验的血液瘤领域的负责人,由他组建队伍,很快就组建了两三百人的团队。
有一点,我们做出来了很多的创新药,但是仍然感到有一点别扭的地方。我们现在说国际化就是说怎么走向欧美日本,这一点当然很重要,这是世界上制药水平最高的国家,进入到这些国家就得到了世界上最高标准的认可。
但是还应该认识到,这些国家不是真正缺医少药的国家,真正缺医少药的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创新药企业,到底是走原来的老路,先进入发达国家然后再考虑进入发展中国家?还是两条路并行,除了进入欧美主要国家、证明我们行,同时考虑走到发展中国家?
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我们做了一个调研,在亚太地区,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加到一起好几亿人口,这些国家PD-1的价格高达中国市场上PD-1的七八倍甚至十多倍。这些国家没有自己的创新药,他们用的创新药就是进口的国际大公司的,国际大公司由于全球价格体系又没有办法把价格降下来,所以基本上是中国的好多倍。而且,这个费用医保也报销不了,需要自费;而自费能用得起的人,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可能超过95%的患者是用不到的。大部分医生也基本接触不到先进的药,在这方面也没有技能,所以医学的发展也滞后。
中国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2022年能用到PD-1的患者有100多万,各级医院医生的掌握程度在世界上绝对走在前面,不仅用国际惯用的做法,还有很多是中国医生自己摸索出来的联合疗法。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情况复制到发展中国家,比如东南亚国家,很多东西会产生颠覆性的变化,实际上是建立一个更健康的世界。中国的创新药在这方面大有作为。
瞿依贤:说到国际竞争力的问题,精鼎作为一家国际CRO,对国内的创新药企有哪些建议?
李娅杰:整体上来说,要是想走国际化的道路,可能首先要明确的是,你要在哪些国家上市。
一旦确定了市场,第二点就是要根据这些国家的监管要求来制定正确的开发策略或者路径,然后每个试验方案都要做一些最优设计,来节约资源成本,最大化利用一个试验来支持尽量多国家的注册。中国也加入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国家监管要求多半都是可以合并的。还要尽量用国际多中心临床来支持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应对一些复杂的融资环境。
当策略确定,到了要做国际多中心试验的时候,运营一要灵活,二要艰苦创新。现在全球的临床试验中心因为中国创新药井喷式的发展,竞争也越来越大。
瞿依贤:最后一个问题,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考虑,你们对中国当前的政策还有哪些期待?
吴晓滨:2015年药政改革之后,中国的创新药得到了快速发展,政策、人才、资金都有连带的正面效应。
现在的问题是,首先,大家都在走国际化了,中国是很多药物的首发地,所以在中国的定价对整个全球化的布局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最近我看几个创新药公司和其他公司签的合作协议,里面专门注明了中国的价格需要双方商定。意思很明白,不能太低了,太低以后就没办法在全球定价。
所以我们要思考,既要让老百姓的可及性、可负担性得到优化和改善,同时中国制药要走向全球化,过去我们可能从来不想这个事儿,但是现在摆到议事日程上了,要从全球格局来看。
还有,中国创新药怎么样走到发展中国家、走到东南亚国家,这里面要突破的可能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习惯成自然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到发展中国家注册,他们第一个问题就问欧洲批了没有、美国批了没有。这不是法律问题,是因为过去创新药都是欧美批出来的,再加一点日本,其他国家没有,所以大家已经形成习惯了,参考体系就是美国、欧洲批了就可以了,我就接受你的申报材料;如果这几个国家没有批的话,就会怀疑你。
怎么样让这些国家改变观念,让他们意识到中国创新药现在崛起非常快、能给他们的患者带来巨大的益处,而且中国的创新药企业愿意帮助这些国家发展他们的创新药产业,相关的部委可以深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在外交场合下,在国家高层互访的情况下,把这些问题正式提出来,比我们企业单打独斗效果会好很多。
另外,我们创新药企业包括CRO公司,也可以联合起来。这件事情不是某一家公司办得到的,但是我们一起来做,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
张连山:医药行业是强监管行业,监管对我们行业的推动作用是不可磨灭的。我们作为企业的话,就是希望科学监管。
在回报这个层面,我们是高风险、高投入的一个行业,但是能不能得到高回报?我们也充分认识中国的国情,也从人口基数和患者支付能力、国家支付能力的角度去考虑,但企业还是需要回报的,只有有回报才能进行下一步创新,否则患者将来就没有更新的药、更有效的药用,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很多企业也想做国际化,实际上也就是实现创新价值的最大化,在海外也得到一些回报,毕竟海外市场的定价跟中国完全不一样。我完全同意吴总刚才讲的,在中国第一批准的药,在一带一路国家、在东南亚也可以很快批准,其实这应当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也是ICH的成员国,临床质量、安全、合规等各个方面都非常不错。整个行业能不能形成一股合力?政府层面、外交层面能不能做互动?把中国的药带出去。
李娅杰:从 CRO的角度,药政改革以来有特别多的鼓励政策,对药物研发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促进作用。
在2015年、2016年之前,在中国参加国际多中心临床是特别困难的,要两年或两年半才能启动中国的临床试验。现在,中国暂时与美国与日本还有一些距离,和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同步,甚至在一些国家我们还要快很多。还有我们的申报资料的要求,也遵循了ICH的要求,所以我们也可以在全球同步提交,这些都是非常利好的。
我们也期待国家进一步往前推动,使中国的药物研发全面做到和美国等国家同步,无论是临床试验启动时间方面还是上市申报方面。
还有就是刚才吴总和张总说的,希望以后中国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国家,在东南亚这些国家还有一些地区,中国的批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随着监管整体要求的提高,还有企业的实力得到公认,我相信肯定能做到。
现在确实是要呼吁,让大家认识到中国创新药的含金量,我们的整体水平已经可以让各个国家非常相信,中国可以帮助全球国家吃到好药、放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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